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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读后感1500字（一）
与《子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母亲的书架上，对名着并无多大兴趣的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它以1930年的上海为背景，生动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莆的遭遇，展现了那个时代“更加殖民化”的特征和急速变动的社会现实，使我们每个人都燃起强烈的爱国心，感受如此脆弱的祖国，作为学生的我们更应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民生凋敝战乱不止，但在都市化的大上海却另有一番景象。这里有着纸醉金迷的的生活，有着明争暗斗的算计，有着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它是一部描写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剧。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农村经济破产是怎样危及民族工业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得以全貌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唤醒了我们的报国热情。
小说惊心动魄地描写了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刚也巨头吴荪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下，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败涂地的悲惨命运。
吴荪莆的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并非一个束手待毙的人。他凭着自己的财力，游历过欧美的见识，以及在同行中过人的智谋和手段，既获得同业的重视也颇自大自是，具有狂妄的野心。他向往的理想境界是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戴上二十世纪中国“工业王子”的桂冠，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犹如一只正要摄食的狮子。一心发展。
虽然片面地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但还是会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我们也该像他一般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造福国家，造福人民。
不幸从农历端午节后，省政府传来了命令：为了支撑双桥镇市面，吴府在那里经营的工厂、商店不得关闭，抽回资金的计划落空了，吴荪莆勃然大怒。但转念一想“益中”即将吞进七八个小厂，又不由的回嗔作喜，爽快地表示顺从省政府的命令。可是，新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窘境；要扩充、整顿那些亏本的小厂，要资金；要搞公债投机，谋取暴利也要资金。吴荪莆日益感到资金周转不灵，在这种关键时刻，交易所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赵伯韬盯上吴荪莆这块肥肉，想乘吴荪莆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企业。随后工厂举行了罢工，市局发展对吴荪莆十分不利。
吴荪莆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前程暗淡，事业的危机，咬啮着吴荪莆的心。为了排除心头烦闷，他疯狂地带着情妇寻欢作乐求刺激。突然，不速之客赵伯韬来访，他要用吴荪莆吞并小厂的办法来吞并“益中”公司了。赵伯韬向吴荪莆的银行投资投股。吴荪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决心拼一次，与赵伯韬作最后的决斗，然而内线和赵伯韬的情妇刘玉英竟是两头作内线；连忠于“友情”的韩孟翔也临阵倒戈……益中公司全军覆没。吴荪莆倾家荡产，彻底失败了。
虽然曾显赫一时的工业巨头成了丧家之犬，但从他失败的经历来看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强者生存。
中国的历史是淹没于屈辱与反抗中的。落后只有被挨打。感悟那悲惨的一幕幕，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不知道处在安乐生活中的我们有多少对祖国的爱呢？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热爱祖国永远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子夜读后感1500字（二）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
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
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读后感1500字（三）
《子夜》——“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典型环境中——上海，解释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吴荪甫。
在一连串戏剧性极强的情节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1930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30年代上海的畸形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作基础，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幻。
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而在“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
吴荪甫是个民族工业资本家，也是《子夜》的主人公。他机智果断，抱负远大，在上海那个灯红酒绿拜金的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精明强干，为自己的梦想雄心勃勃地拼搏。
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小厂，想成为工业界领袖；他与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等人创建了益中信托公司；也曾在公债市场上狠赚一笔。但生不逢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能让他施展自己的才略。
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上的“湿布衫”；在公债市场上又饱受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
但当他想放弃时，他仍对自己说：
“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提犹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这是《子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尽管吴荪甫最后终因为在公债市场与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他的这一句话，还是给我留下了无数的感动与钦佩。
除此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环境的描写。例如它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西边的天空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太阳仓皇的面孔在这紫云后面向下没落。这种平淡的环境描写，”以及其他一些恶劣的环境描写暗示人物的命运或喜或悲。
茅盾先生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来鲜明显示人物性格。
“他绝不为写景而写景，写景即为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着名评论家冯雪峰在谈到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明确指出：
“这是茅盾对我们文学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是别人不曾提供过的。
”的确，在《子夜》问世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人塑造过像吴荪甫这样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可以说吴荪甫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
在《子夜》中，茅盾先生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方位”的正面描绘，向世人展示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和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敝，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吴荪甫作为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以经营产丝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家，他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第一，他无法改变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丝排挤打压的被动局面，而当他把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满和反抗。这对于30年代上海急于恢复的工人运动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第二，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农村的破产促使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吴荪甫与双桥镇农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的“双桥王国”理想破灭，这又使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第三，1930年4月爆发的南北军阀间的中原大混战以及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上海工业和金融界的波动，使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愈发白炽化。
吴荪甫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性格上的两重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性。一方面，吴荪甫年轻时曾去过欧美，他的留洋经历使他积累了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掌握了一套剥削工人、经营企业、与同行竞争的经验和手腕。吴荪甫有着远大的抱负，他热心于发展家乡双桥镇的实业并打算以拥有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为基地构筑起他的“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双桥王国”来。这种强烈的事业心正是吴荪甫个人独特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容易对其萌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吴荪甫又因其阶级局限而无法摆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先天性缺陷。
他必须面对两组矛盾，一是与帝国主义走狗——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生死角逐；二是他虽精明能干，但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格使得他与工人的对立日益尖锐。
他拼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尤其是当他受到赵伯韬不断升级的威胁，感到资金捉襟见肘、生存近乎危险的时候，更是从工人身上蚕食资本。他置身于冲突的中心，事件的进程使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暴露无遗：他时而果敢专断，时而犹疑惶惑；时而信心坚定，时而颓废恐惧；遇事好像胸有成竹，实则往往举措乖张。吴荪甫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真实写照。
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的殖民地化了。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民营企业家快速崛起。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刷新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党和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许多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并提出对民营企业实行政治平等。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企业“出身成分论”，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歧视，努力营造“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经济上保障”的良好发展氛围，为民营企业的继续前进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当前，我国政治清明廉洁，社会安定繁荣，经济健康发展，这也为民营企业的创业和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现今的民营企业家，与小说《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们大都白手起家，后来通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得以在商界占据一定地位，蔑视那些倚仗强大后台而有所成就的专横跋扈者。他们喜欢挑战，情况越是艰难刺激，他们越是热情高涨。
吴荪甫瞧不起美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再加上赵伯韬有意要摧毁他的“双桥王国”，迫使他俯首称臣，这些都坚定了他要和赵伯韬决一雌雄的信念。然而，当危险严重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会一反过去的坚决果断、满怀信心，变得焦躁不安、优柔寡断，通常欲以孤注一掷挽救失败。与赵伯韬明争暗斗了几个回合，益中信托公司因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业。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荪甫不合作的态度强硬。
为了不被赵伯韬吃掉，在公债市场的最后决斗中，他把丝厂、住宅以及八个日用品工厂的资本全部拿来押做“空头”，但由于杜竹斋，这个他一度推心置腹的合股人的倒戈相向，把资金秘密地投到了赵伯韬的名下，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但毕竟时代环境迥然不同，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与吴荪甫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吴荪甫曾留学欧美，有很高的知识文化修养，精通企业经营管理，注重规模生产，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一般个人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高新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立足于家族式管理，小作坊式生产经营，产业升级慢，发展后劲不足。此外，吴荪甫创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振兴发展民族工业，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表现了他强烈的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而现今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他们思想守旧，本着“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不愿继续壮大自己，并且不够关心政治，只一个劲地盯着企业经营的好坏看。在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当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亲自出马，坐镇指挥。而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民营企业家也均被改造成无产阶级，老板与员工之间地位平等，阶级矛盾与剥削关系已不复存在，各阶层团结友善，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奉献力量。
《子夜》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复杂的发展趋势：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封锁、侵略吴荪甫的悲剧是民族危机深重时期的产物，它是不可避免的；而民营企业家的喜剧是民族崛起强大时期的产物，它亦是大势所趋的。倘若将吴荪甫和民营企业家相互调换生活时代，结果依旧如此，只是悲喜剧的主角变了而已。
茅盾先生的《子夜》写出了3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们生存的困境。外有连连的战事，内有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们的打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像吴荪甫一类想以工业振兴中华的宏伟梦想只得是幻像，像肥皂泡泡一样，飞得再高，也终究逃不过破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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